原来道德的对象是人，文学的对象也是人。所以“文如其人”成为中外的一条定律。君子要“文质彬彬”，那么文学是不是也要“文质彬彬”呢？
汉代后期的扬雄将其转化为文学理论问题。他先把文质问题转变为一个宇宙问题，在《太玄·文首》中说：“阴敛其质，阳散其文。文质班班，万物粲然。”在他看来，文质与阴阳有对应关系，即阴质阳文。天地万物是阴阳相聚，那么也就是文质相兼。《玄文》中就肯定了“天文地质，不易其位。”这种万物皆文质相符的说法，为“文质”延伸来论文章和文学准备了条件。扬雄在《玄莹》篇明确地把文质关系问题当成一个文论问题，他说：
务其事而不务其辞，多其变而不多其文也。不约则其旨不详，不要则其应不博，不浑则其事不散，不沈则其意不见。是故，文以见乎质，辞以睹乎情。观其施辞，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。[4]
在第一章里，我们已经指出扬雄第一次把“文质”问题转化为文章写作问题。他的论点是“文以见乎质，辞以睹乎情”。“文”与“辞”相对应，“质”与“情”相对应。文质相兼，就是文辞兼备。文学作品既要情质素朴，但又要文采斐然。扬雄的理论当然还是从孔子的“文质彬彬”那里借鉴而来的，但这种借鉴与发明对儒家文论是一种重要的发展。陆机在《文赋》中提出：“理扶质以立干，文垂条而结繁。”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篇更进一步发挥说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