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来道德的对象是人,文学的对象也是人。所以“文如其人”成为中外的一条定律。君子要“文质彬彬”,那么文学是不是也要“文质彬彬”呢?
汉代后期的扬雄将其转化为文学理论问题。他先把文质问题转变为一个宇宙问题,在《太玄·文首》中说:“阴敛其质,阳散其文。文质班班,万物粲然。”在他看来,文质与阴阳有对应关系,即阴质阳文。天地万物是阴阳相聚,那么也就是文质相兼。《玄文》中就肯定了“天文地质,不易其位。”这种万物皆文质相符的说法,为“文质”延伸来论文章和文学准备了条件。扬雄在《玄莹》篇明确地把文质关系问题当成一个文论问题,他说:
务其事而不务其辞,多其变而不多其文也。不约则其旨不详,不要则其应不博,不浑则其事不散,不沈则其意不见。是故,文以见乎质,辞以睹乎情。观其施辞,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。[4]
在第一章里,我们已经指出扬雄第一次把“文质”问题转化为文章写作问题。他的论点是“文以见乎质,辞以睹乎情”。“文”与“辞”相对应,“质”与“情”相对应。文质相兼,就是文辞兼备。文学作品既要情质素朴,但又要文采斐然。扬雄的理论当然还是从孔子的“文质彬彬”那里借鉴而来的,但这种借鉴与发明对儒家文论是一种重要的发展。陆机在《文赋》中提出:“理扶质以立干,文垂条而结繁。”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篇更进一步发挥说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