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适继承了我国历史上宋儒的怀疑精神和乾嘉学者的考据手段，吸收了赫胥黎的进化论，存疑主义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，形成了他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。他从实验主义的立场出发任意解释历史，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偶然因素的凑合，就像一个百依百顺、任人涂抹打扮的女孩子。他反对把经济基础作为“最后之因”，提出“思想”、“知识”都可以支配人生观，都是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。他主张点滴改良，反对“根本解决”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。
胡适在《实验主义》、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》、《治学的方法与材料》等文中，论述了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的实证主义方法论。他把这一方法分为疑难产生、指出疑点、假定、假定试用、证明五个步骤。指出对于习惯传下来的习俗，古代传下来的圣贤教训，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可进行怀疑，都可以提出疑点，可以进行大胆的“假设”，这种假设又必须与严密的“求证”结合起来。他尤其提倡疑经、疑古。主张对儒家经典持“质疑”、“纠谬”的态度，而不可无条件地迷信、盲信《六经》。认为中国上古史凡是缺乏可信资料的，都可以先放过。1921年，他给顾颉刚的信中说：“大概我的古史观是：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，从《诗》三百篇做起，将来等到金石学、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，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，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。至于本国以下的史料，亦须严密评判。‘宁疑古而失之，不可信古而失之’。”[1]胡适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，直接促进了古史辨派的形成，对提倡信古、尚古的封建史学是一大冲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