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玄在五经中，于诸《礼》尤多所用心。晚清今文学家皮锡瑞在《三礼通论》中评述：“汉《礼经》通行，有师授而无注释。马融但注《丧服》经传，郑君始全注十七篇。郑于礼学最精，而有功于《礼经》最大。向微郑君之注，则高堂传《礼》十七篇，将若存若亡，而索解不得矣。《周官》晚出，有杜子春之《注》，郑兴、郑众、贾逵之《解诂》，马融之《传》。郑注《周礼》，多引杜子春、郑大夫、郑司农，前有所承，尚易为力。而十七篇前无所承，比注《周礼》六篇为更难矣。大小《戴记》亦无注释，郑注小戴《礼记》四十九篇，前无所承，亦独为其难者。向微郑君之注，则小戴传《记》四十九篇，亦若存若亡，而索解不得矣。”正是由于郑玄的工作，三《礼》作为古代礼学基本经典的格局才正式确立。所以清代学者戴震言：“郑康成之学，尽在《三礼注》，当与《春秋三传》并重。”[43]这对古代礼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，与此后数千年封建典章制度的兴革有直接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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