病人候诊的客厅，家具十分简陋：一张挺普通的桃木长沙发，面子是黄花的粗丝绒的，四张安乐椅，六张单靠，一张圆桌，一张茶桌，都是裤子裁缝的遗物，当年还是他亲自选购的。照例盖着玻璃罩的座钟是七弦琴的形式；旁边放着两个埃及式的烛台。黄地红玫瑰花的布窗帘，居然维持了那么些年。姚伊工厂这种恶俗的棉织物，想不到一八○九年奥倍刚夫初出品时还得到拿破仑的夸奖。看诊间的家具，格式也相仿，大半拿父亲卧房里的东西充数。一切显得呆板、寒碜、冰冷。如今广告的力量高于一切，协和广场的路灯杆都给镀着金漆，让穷人自以为是有钱的公民而觉得安慰；在这种时代，哪个病家会相信一个没有名没有家具的医生是有本领的？
穿堂兼做饭厅；老妈子没有厨房工作或不陪老太太的时候，就在这儿做活。你一进门，看到这间靠天井的屋子，窗上挂着半红半黄的纱窗帘，你就能猜到这个凄凉的、大半日没有人的公寓，情形是怎么悲惨。壁橱里准是些发霉的面团、缺角的盘子、旧瓶塞、整星期不换的饭巾，总之是巴黎的小户人家舍不得的丑东西，早该扔进垃圾篓的。所以，在这个大家把五法郎一块的钱老放在心上老挂在嘴边的时代，三十五岁的医生只能做个单身汉。他的母亲在社会上是拉不到一点儿关系的。十年之间，在他行医的那些家庭中，可以促成罗曼史的机会，他连一次也没碰上。他的病人，生活情形都和他的不相上下；他看到的不是小职员便是做小工业的。最有钱的主顾是肉店老板、面包店老板和一区里比较大一些的零售商；这等人病好了，大多认为是天意，所以对这个拼着两腿走来的医生，只要送两法郎的诊费就够了。医生的车马往往比他的学识更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