病人候诊的客厅,家具十分简陋:一张挺普通的桃木长沙发,面子是黄花的粗丝绒的,四张安乐椅,六张单靠,一张圆桌,一张茶桌,都是裤子裁缝的遗物,当年还是他亲自选购的。照例盖着玻璃罩的座钟是七弦琴的形式;旁边放着两个埃及式的烛台。黄地红玫瑰花的布窗帘,居然维持了那么些年。姚伊工厂这种恶俗的棉织物,想不到一八○九年奥倍刚夫初出品时还得到拿破仑的夸奖。看诊间的家具,格式也相仿,大半拿父亲卧房里的东西充数。一切显得呆板、寒碜、冰冷。如今广告的力量高于一切,协和广场的路灯杆都给镀着金漆,让穷人自以为是有钱的公民而觉得安慰;在这种时代,哪个病家会相信一个没有名没有家具的医生是有本领的?
穿堂兼做饭厅;老妈子没有厨房工作或不陪老太太的时候,就在这儿做活。你一进门,看到这间靠天井的屋子,窗上挂着半红半黄的纱窗帘,你就能猜到这个凄凉的、大半日没有人的公寓,情形是怎么悲惨。壁橱里准是些发霉的面团、缺角的盘子、旧瓶塞、整星期不换的饭巾,总之是巴黎的小户人家舍不得的丑东西,早该扔进垃圾篓的。所以,在这个大家把五法郎一块的钱老放在心上老挂在嘴边的时代,三十五岁的医生只能做个单身汉。他的母亲在社会上是拉不到一点儿关系的。十年之间,在他行医的那些家庭中,可以促成罗曼史的机会,他连一次也没碰上。他的病人,生活情形都和他的不相上下;他看到的不是小职员便是做小工业的。最有钱的主顾是肉店老板、面包店老板和一区里比较大一些的零售商;这等人病好了,大多认为是天意,所以对这个拼着两腿走来的医生,只要送两法郎的诊费就够了。医生的车马往往比他的学识更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