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封信是地产的总的管理人写来的。总管写道：他，聂赫留朵夫，必须亲自前来，以便依法取得遗产的继承权，此外还要解决如何继续经营全部产业的问题：或者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的方法经营，或者按照他曾多次向去世的公爵夫人建议、现在仍旧向年轻的公爵建议的方法，即增添生产备用品，增加分给农民的自主耕作的土地。总管写道：这样的经营方法将大大获益。同时总管表示歉意说，按时间表本应在这个月1号以前上交的三千卢布的田租，寄出稍有延迟。这笔钱将和下一笔邮局汇款一起寄来。他迟迟没有寄出是因为从农民们那儿怎样也收不到钱，他们玩弄花招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，为了强迫他们交租不得不求助于政府。这封信有令聂赫留朵夫高兴的一面，也有令他内心不安的一面，高兴的是，他觉得自己有权支配一笔很大的财产了，不安的是，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，他是赫伯特·斯宾塞[5]的热情的信徒，当时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，他自己将是一个大地主，有违斯宾塞在《Social statics》[6]一书中申述的原理，即公正性不容许私人土地所有权。于是他以青年人的直率和果断，不仅在口头上宣讲土地不可能是私人拥有的物品，不仅在大学读书时写文章宣传此观点，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将少部分土地[7]分给了农民，从而不违反自己的关于土地占有的信念。可现在，根据遗嘱他被迫当上了大地主，他应当二者择一：或者放弃自己的所有权，好像十年前对于他父亲的两百俄亩[8]土地所做的那样，或者默认他自己以前的做法是错误的和虚伪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