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次，也就是第六次“会晤”结束时，她直率地问他：“守义和秀娟促成我们来往的意图，你还不大清楚吧？”
“我清楚。”他说，“我清楚。十分清楚。他们希望我们好。”
“好？好又怎么解释呢？”
“希望我们能成呗！”
“成又怎么解释呢？”
“希望我们能做夫妻呗！这一点我清楚，十分清楚。”
他清楚，十分清楚；她便不好继续问什么了。
他却反问她：“你哪天还来？”
他希望她到他家里来，这也是十分清楚的，来听他述说他的不幸。
是的，他很不幸，他简直太不幸了！他失去了他的“小女孩儿”，同时也失去了他的“金嗓子”。失去了成为歌唱家的玫瑰色理想，不久又失去了老父亲和老母亲。他当之无愧地是一个非常非常之不幸的男人。她同情他，特别同情他。也许获得别人的同情对他是极端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同情别人对她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极端重要的事情。她认为，同情是种义务——作为一个人对任何不幸的人都应该具有的这一种义务，但它并不像自来水，只要拧开水龙头就哗哗哗流个不止。对它也是需要提倡“节能”的，否则便也是浪费。何况她不是修女，她是一位厂长，她的本职工作常常延续到八小时以外。
“你也愿我们能成吗？”
“这，怎么说呢？我忘不了小眉！忘不了。世界上没有比她再好的女人了！我们曾经发誓要白头到老，可是她死了，撇下了我和两个女儿，死得那么惨。我忘不了她，没有比她再好的女人了……你哪天还来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