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听着吴振海的讲述,望着他那张二十多年后并未改变多少的我所那么熟悉的脸,头脑中飘飞着纷乱的思想絮片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—— 梁晓声你必须重新认识你这个中学同学。他身上生长着和你截然不同的鳞,你如果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,你又如何能认识现实?
我问:“你当年究竟怎么想的?”
他反问:“哪一时期的当年?”淡淡一笑,又说,“今天以前对于我都是当年。”
我说:“八二年,你到北京,我劝你‘改邪归正’的当年。”
他说:“那也太便宜了吧?”
我又问:“什么意思?”
他说:“如果我当年听了你的规劝,现在又能怎样?一个中国人,如果从二十岁起便将自己永久地、完全地交付给一个单位,到他退休,不过从单位那里得到十几万人民币,合两万多美金。我们的父兄辈不都是这么活过来的么?可一个人最好的四十年生命,难道真的就值两万多美金么?换一种活法的可能性真的就没有么?我们中国人都说活得很累,其实最累的是国家。精疲力竭的国家,终于不得不换一种存在方式了。所以不管是谁,不管情愿不情愿,都必须换一种活法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