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夜忙着这些照料,到了早上,我们围着一锅咖啡闲扯。伤兵们迷迷糊糊的,营房里差不多温暖了。我们分发了棉花帽,毛线衣,一大杯滚烫的罐头牛奶,他们打着吨,似乎在想:“呃!一不过二,二不过三。已经逃出两次,要防第三次!”
这时候,朋友,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出场了。
我记不得为了什么事跑到外面,木靴踏着冰冻的泥土,忽然大路旁停下一辆华贵的汽车。车门砰的一声!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跳了出来,裹着一件贵重的皮大氅。
我心里想:“啊!好啊!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来安慰咱们那些可怜虫了。”
离开大路还有一百公尺,地下铺着空格的木栅教人眼花,我不顾一切的往前直冲,刚好赶到大门口,气吁吁的“立正”。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跺着脚叫道:“怎么?竟没有一个人在我下车时迎接?”
“请原谅……总医官……”
“闭口!你看,明明一个人都没有你们昨晚收容了五二一号的伤兵,唔?我亲自去察勘过火场,半夜里二点钟,不怕害肺炎的危险。这且不管:我要有人在这里,在我下车的时候迎接我。要是你不在,简直一个人都没有了。教我这大冷天等人,还象话?应当在这儿设一个常驻岗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