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夜忙着这些照料，到了早上，我们围着一锅咖啡闲扯。伤兵们迷迷糊糊的，营房里差不多温暖了。我们分发了棉花帽，毛线衣，一大杯滚烫的罐头牛奶，他们打着吨，似乎在想：“呃！一不过二，二不过三。已经逃出两次，要防第三次！”
这时候，朋友，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出场了。
我记不得为了什么事跑到外面，木靴踏着冰冻的泥土，忽然大路旁停下一辆华贵的汽车。车门砰的一声！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跳了出来，裹着一件贵重的皮大氅。
我心里想：“啊！好啊！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来安慰咱们那些可怜虫了。”
离开大路还有一百公尺，地下铺着空格的木栅教人眼花，我不顾一切的往前直冲，刚好赶到大门口，气吁吁的“立正”。班里哀—朗格拉特先生跺着脚叫道：“怎么？竟没有一个人在我下车时迎接？”
“请原谅……总医官……”
“闭口！你看，明明一个人都没有你们昨晚收容了五二一号的伤兵，唔？我亲自去察勘过火场，半夜里二点钟，不怕害肺炎的危险。这且不管：我要有人在这里，在我下车的时候迎接我。要是你不在，简直一个人都没有了。教我这大冷天等人，还象话？应当在这儿设一个常驻岗位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