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知道的,”柳生说,“在我们的母亲和那个被称作父亲的男人死去的时候,我和弟弟在深夜里一起离开了那间房子。”
“给我讲讲。”
他们沿着树下的阴影向前行走,道路前方是一个垃圾回收站。
“那年我只有十二岁,弟弟十一岁。”柳生说,“我们还不能理解所谓‘破产’或者‘逃犯’这样的概念,我们唯一能够感觉到的就是,我们坐了好久好久的硬座火车,旅途似乎比我们前面十几年的生命还要长。下车以后就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。这里的气温更低,当然也许只是因为夜晚的缘故。火车站外聚集着没有牌照的出租车和二十元就能住一晚的黑旅馆,现在这些人早就被清除掉了,当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。我父亲在走出车站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,那上面写着一个地址,是他公司里的一个员工迟迟不肯回去住的房子,因为那个员工的父母总是以此要挟他回老家结婚生子。这个员工曾在一次休息抽烟的时候无意中透出了这些话,我的父亲从旁边路过,那个员工只顾着跟所有人一起对他低头行礼,却永远都不知道我父亲当时的计划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