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知道的，”柳生说，“在我们的母亲和那个被称作父亲的男人死去的时候，我和弟弟在深夜里一起离开了那间房子。”
“给我讲讲。”
他们沿着树下的阴影向前行走，道路前方是一个垃圾回收站。
“那年我只有十二岁，弟弟十一岁。”柳生说，“我们还不能理解所谓‘破产’或者‘逃犯’这样的概念，我们唯一能够感觉到的就是，我们坐了好久好久的硬座火车，旅途似乎比我们前面十几年的生命还要长。下车以后就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。这里的气温更低，当然也许只是因为夜晚的缘故。火车站外聚集着没有牌照的出租车和二十元就能住一晚的黑旅馆，现在这些人早就被清除掉了，当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。我父亲在走出车站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那上面写着一个地址，是他公司里的一个员工迟迟不肯回去住的房子，因为那个员工的父母总是以此要挟他回老家结婚生子。这个员工曾在一次休息抽烟的时候无意中透出了这些话，我的父亲从旁边路过，那个员工只顾着跟所有人一起对他低头行礼，却永远都不知道我父亲当时的计划。”
